两宋四川货币区(上)

发布日期:2024-10-14 11:16    点击次数:171

一、“四川”地名的由来

北宋乾德三年(965)兼并后蜀,

分其地为“西川路”与“峡路”,文献合称“川峡二路”。

咸平四年(1001),

将“西川路”划分为“益州路”与“梓州路”;

将“峡路”划分为“利州路”与“夔州路”,

合称“川峡四路”,这正是“四川”地名的渊源。

宋徽宗年间,“四川”一词正式出现在文献中。

南宋以降,“四川总领所”等机构陆续设置,“四川”之名应用频繁。

两宋“四川”相较于现今四川和重庆,不含川西地区,另含甘肃省东南部、陕西省汉中市和安康市、湖北省利川市和恩施市。

二、四川货币区的形成

北宋货币制度继承于盛唐至五代的正统,

“小平铜钱”是唯一的法定货币。

在统一过程中,

中央政府将南唐、荆湖、南汉、北汉等割据政权的货币制度整合,

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、统一、流通小平铜钱的“铜钱货币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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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小平铜钱)

但是,

四川地区成为一个例外。

自“安史之乱”历“黄巢兵祸”到“五代十国”,

四川受到战争的影响较小,经济破坏有限,

因此后蜀的货币制度亦直接继承于盛唐,

流通小平铜钱,实行足陌制。

周世宗柴荣驻军秦凤,

迫使后蜀在秦岭前线的军费开支剧增,

由于小平铜钱不足,增铸小平铅钱与小平铁钱。

铜、铁、铅质小平钱,重量都在一钱(4克)上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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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广政通宝铜铁铅钱/何代水先生藏)

后蜀官方视铅钱和铁钱为铜钱的替代品,币值是相等的。

“钱”是一个货币单位,以铜铸之、以铁铸之、以铅铸之,都是一“钱”。

据史料记载,

在边境前线军费支出时,

每贯(1000文)由400文小平铜钱搭配600文小平铁钱支付;

在成都官用支出时,

每贯(1000文)由900文小平铜钱搭配100文小平铁钱支付;

至于铅铁钱在民间流通及官方收入时是否有贬值,

史料记载不详。

北宋乾德三年(965)统一后蜀这个时间节点,

四川行用铁钱与铅钱的时间不长,铸造量有限,

理应恢复旧制与中原的货币制度相统一。

但中央政府将四川货币制度调整如下:

1废除小平铅钱;

2保留小平铁钱,限制其出川;

3保留小平铜钱,限制其入川,同时官方挑选小平铜钱外运。

这使得四川成为一个铜铁钱兼用的特殊货币区。

分析推测其原因如下:

其一,在北宋的统一战争中收复后蜀在前,中央政府将四川视为后勤基地。

其二,由于四川易守难攻,后唐庄宗派孟知祥等率军灭前蜀,最后成就了孟氏后蜀。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地方割据,中央政府有计划地将蜀地历年积累的财富转运于京师,其中包括大量小平铜钱。

太平兴国四年(979),

北宋已经统一南汉与南唐,

浙江钱氏与漳泉陈氏也纳土归顺,

政局趋于稳定,

于是中央政府下令开禁,

允许小平铜钱进入四川,

准备统一全国的货币制度。

此时四川的形势已经变得非常严峻。

经过十余年拣选上供,小平铜钱只出不进;

经过十余年持续鼓铸,小平铁钱只增不减,

四川的铜铁钱存量比例严重失调,

民间流通难以维持一比一兑换的官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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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宋元、太平、淳化小铁钱)

以距铜钱区的远近不同,

民间兑换比值自一比四至一比十四不等,

形成铜铁钱比值的“双轨制”,

地方官吏获得上下取利的操作空间。

支付以“铁钱”,收纳以“铜钱”,

兑换“剪刀差”严重损害了小商人小市民阶层的利益。

淳化五年(994)赵安易建议,

官方承认民间比价,

取一比十为准,铸“淳化元宝”折十大铁钱以权小平铜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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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淳化元宝折十大铁钱)

此次币制改革尚未成功,

社会矛盾已彻底激化,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,

起义军亦铸造了“应感元宝”和“应感通宝”面文小平铜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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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片来源于网络)

至道年间,这次起义被平定。

咸平年间,王均叛变被平定。

景德二年(1005),经历两次战乱后,

四川的货币制度重新稳定:

1 停用铜钱,只用铁钱;

2 停铸小平铁钱,官方认可其贬值,改称“小铁钱”;

3 铸行“折十大铁钱”,以权小平铜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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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注:10×小铁钱 =1×大铁钱 =1×小平铜钱)

(铜铁钱不可兑换、仅作币值折算)

(小平铜钱与小铁钱币值折算为一比十)

此后,

四川成为只流通铁钱的独立货币区,

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,

严禁“铜钱货币区”与“四川货币区”之间的钱币跨界流通。

我们再来探索“交子”出现的来龙去脉。

在两次战乱中大量铁钱流散掩埋,

随后景德年间币制改革停用铜钱,

使得益州(今成都)出现了货币“真空”。

为了应对局部“钱荒”,

民间自发印制纸质兑换券“交子”参与流通。

此时主政西川的大臣张詠以抚为主,

没有取缔民间“交子”,

在“交子”出现信用危机时借机将其改造为“官督民办”,

因此也有文章称张詠为“交子之父”。

大中祥符四年(1011),

为避免富民虚空滥发,

官督民办的“交子”开始定期换界以起稽核作用。

但是民间发行“交子”的弊端始终无法根除,

官方对“交子”的态度也出现差异,

一派认为应该彻底废除,

一派认为应该由官方来主持发行。

最后北宋中央政府决定将“交子”收归官办。

天圣元年(1023)十一月成立“益州交子务”,

以小铁钱为计值单位,

收兑民间铁钱作为准备金,书放“交子”。

自天圣二年(1024)二月至天圣三年(1025)二月截止,

第一界共计收兑1256340贯小铁钱,

并以此数为每界的限额,

每两足年收兑换界:

天圣五年(1027)二月以第二界收兑第一界;

天圣七年(1029)二月以第三界收兑第二界;

……

以此类推。

换界收兑时每贯收取三十文小铁钱的工本费(换界手续费为3%)。

自此世界上第一种官方正式发行的纸币在中国诞生。

益州官“交子”是一种百分百准备金的兑换券,

无条件兑换支撑了它的货币信用,

定期“换界”是出于防伪及稽核考虑,

并不增加发行量,因此不存在滥发贬值的问题。

由于信用充足,

纸币便于携带的优越性得以体现,

受到茶马商人的欢迎,

以益州(换界兑换地)为中心,

官“交子”随茶马商人的足迹而扩散,

主要流通于益州至秦州一线。

总而言之,

北宋虽然完成了全国的初步统一,

但没有建成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,

在宋真宗年间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而稳定的货币区。

其中“四川货币区”行用:

小铁钱、

大铁钱(折换小铁钱十、折合小平铜钱一)、

“益州交子务”的官“交子”,两年一界,定时兑换。

三,熙丰变法时的四川货币区

北宋四川货币制度自真宗朝稳定后,

行用的铸币为“小铁钱”和“折十大铁钱”。

“小铁钱”:

“宋元通宝”、“太平通宝”、“淳化元宝”三种钱文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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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停铸;

见有“至道元宝”铜质试样,未见量产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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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折十大铁钱”:

最初为少量试铸的“淳化元宝”铁钱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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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有“咸平元宝”铜质试样,枚重十钱,未见量产铁钱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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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注:图片来源于《历代古泉图说》,张叔驯旧藏,现存于美国)

正式铸行大型“景德元宝”和“祥符元宝”铁钱,枚重四至五钱;

大中祥符七年(1014),

官方依益州知州凌策的建议,

将“祥符元宝”大铁钱重量减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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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,

“天禧通宝”、“天圣元宝”、“明道元宝”、“景祐元宝”、“皇宋通宝”

大铁钱陆续减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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劣币驱逐良币,

“小铁钱”和大型“折十大铁钱”的币材价值超过币值,

被民间大量熔为铁器,

甚至被官方作为原料改铸减重型“折十大铁钱”。

“小铁钱”因此退出流通领域,

成为一个虚拟的“货币单位”。

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直到“熙丰变法”才得以解决,

虽然具体细节文献缺载,

可以通过残存的史料来复原这个过程。

据《文献通考》卷十四《征榷考一》记载,

熙宁十年(1077)以前北宋各州府商税税额中,

四川各府州军均名列前茅:

四十万贯以上,除了东京府,

就是成都府与兴元府(今陕西汉中,北宋时属于利州路);

二十万贯以上,全为四川的州军;

十万贯以上,除了开封、寿州、杭州,

其他十六个州军全在四川;

……。

《文献通考》的编纂者马端临也注意到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数据,

其按语曰:

“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,虽夔、戎间小垒,其数亦倍蓰于内陆之壮郡。然《会要》言四蜀所纳皆铁钱,十才及铜钱之一,则数目之多,而所取亦未为甚重。而熙宁十年以后再定之额,他郡皆增于前,而四蜀独减于旧,岂亦以元额偏重之故欤?”

由此分析:

熙宁十年(1077),

北宋政府重新修订了全国商税的定额,

其中四川各府州军,

将统计基本单位从“小铁钱”改为“折十大铁钱”。

“折十大铁钱”法定折合一文“小平铜钱”,

名义上四川和全国的统计口径得以统一,

便于中央财政管理。

这意味着“小铁钱”作为虚拟“货币单位”的最后一个作用消失,

减重型“折十大铁钱”在文献中成为新式的“小平铁钱”,

也成为四川货币区新的基本货币单位。

此外,“交子”也出现一些调整。

“交子”每界祖额约125万贯“小铁钱”,

换界不加印、保证金充足、随时可兑换,

以此赢得了民间充分信任。

庆历七年(1047)为筹备粮草应对西夏战事,

朝廷两次下令“益州交子务”,

共加印60万贯“交子”(折合6万贯小平铜钱),

借给陕西路秦州(今甘肃天水)支用,这是“交子”第一次超发。

加印部分没有对应铁钱作为准备金,

影响了“交子”的换界。

主政益州的大臣文彦博上疏,

建议汇集益州路各州军的财政余款,

每月调拨一部分与“益州交子务”以回收超发的“交子”。

皇祐三年(1051)在基本收兑完超发部分后,

三司使田况上奏,获准禁止秦州借支,

“交子”的信誉得以维护。

“交子”以“小铁钱”为计值单位,

先行印好图文,再手书面额发放。

初始面额书放为一贯至十贯共十等;

宝元二年(1039)调整为只书放五贯和十贯两等,

八成为十贯,二成为五贯。

熙宁元年(1068),

成都府路转运司奏准,

将熙宁二年(1069)发行的第二十三界“交子”书发面额进行调整,

六成为一贯,四成为五百文。

在祖额固定的前提下面额减小十倍,

意味着印造数量及成本相应增加十倍,

所以这次调整的目的和动机很是蹊跷。

一个合理的解释是:

“交子”面额减小,

是将计值单位从“小铁钱”改为“折十大铁钱”:

一张新界面额五百文“折十大铁钱”对应收兑一张旧界面额五贯“小铁钱”;

一张新界面额一贯文“折十大铁钱”对应收兑一张旧界面额十贯“小铁钱”。

变更计值单位后祖额不变,

“交子”的发行量借机扩张了十倍,

由原来125万贯“小铁钱”变为125万贯“折十大铁钱”。

因此面额调整的实质,

其一“交子”放弃“小铁钱”这个虚拟货币单位,

其二“交子”在没有对应准备金前提下超发十倍,从一种“兑换券”货币转变为一种国家信用货币。

超发的“交子”掌握在官方手中,

为朝廷在四川推行变法提供资金支持。

官方一旦尝到超发的甜头就很难刹车。

据《长编》记载:

“(熙宁四年正月壬子)赐提举成都府路常平司交子钱二十万缗为青苗本钱。”

“(熙宁四年二月戊辰)赐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。”

“(熙宁四年三月戊戌)诏成都府路转运司支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。”

(注:以上两则记载,或为同一事件,或为两次共计二十万缗。)

熙宁四年(1071)为第二十三界换界之年,

由于第二十四界被官方大量挪用,不足以兑换,

熙宁五年(1072)增发第二十五界收兑第二十三界,

“交子”成为两界并行,

实际发行量进一步翻倍。

详情如下:

熙宁四年(1071),发行第二十四界,第二十三界暂缓收兑,两界并行;

熙宁五年(1072),增发第二十五界收兑第二十三界,第二十四界并行;

熙宁六年(1073),发行第二十六界收兑第二十四界,第二十五界并行;

熙宁八年(1075),发行第二十七界收兑第二十五界,第二十六界并行;

熙宁十年(1077),发行第二十八界收兑第二十六界,第二十七界并行;

…… 

以此类推。

吕陶《净德集》卷三《奏乞权罢俵散青苗一年以宽民力状》载:

“……在州(注:彭州)见在实直:第二十七界交子卖九百六十,茶场指挥作一贯支用;第二十六界交子卖九百四十,茶场指挥作九百六十支用。此亦亏损园户之一端也。……”

此状上奏于熙宁十年(1077),

可以佐证当时四川“交子”的流通情况。

小结:

“四川货币区”在“熙丰变法”中,

废除了虚拟货币单位“小铁钱”,

将减重型“折十大铁钱”改称为新式的“小平铁钱”;

(法定币值与“小平铜钱”为一比一)

“交子”的计值单位,

从“小铁钱”改为“折十大铁钱”(即后来的新式“小平铁钱”),

再而两界并行,发行量扩大了二十倍。

“交子”超发缓解了当地因经济发展引起的“钱荒”,

为政府在四川推行变法提供了资金保障,

同时造成四川地区的物价局部小范围上涨。

四,北宋晚期的四川货币区

熙宁末年,

四川货币制度调整为行用“小平铁钱”、

(法定币值与“小平铜钱”相等)

以“小平铁钱”为计值单位的纸币“交子”。

我们先看“小平铁钱”,

兴州济众监、邛州惠民监、嘉州丰远监为三大主力钱监,

后陆续恢复雅州旧监,

新增万州广济监、施州广积监、南平军广惠监。

铁钱的版式随着钱监增加变得丰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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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宁年间,

兴州监试铸少量“崇宁元宝”大铁钱;

(推测币值为折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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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崇宁元宝折二/北京吉翔先生藏)

大观年间,

“交子”超发导致铸币赔本,

四川各监均停铸铁钱。

政和初年,

宋廷整顿四川币制,

恢复铸行“小平铁钱”,

而雅、万、嘉州钱监陆续裁撤关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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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再来看纸币。

“交子”两年一界,

两界并行共250万贯。

绍圣元年(1094)新党执政,

以方便四川商人运输粮草入边陕西,

“交子”流通区域扩展至陕西为由,

每界增印15万贯,两界并行共280万贯。

元符元年(1098)再次每界增印48万贯,两界并行共377万贯。

崇宁元年(1102)第四十界临时加印200万贯。

崇宁二年(1103)第四十一界增印1243万贯。

崇宁四年(1105)第四十二界增印570万贯。

大观元年(1107)第四十三界增印554万贯。

至此“交子”发行量累积至约3000万贯,

严重超发引起通货膨胀,民怨沸腾。

大观末年张商英主政,

自第四十四界改“交子”为“钱引”,

以新发“钱引”折价收兑旧“交子”。

政和初年历经阵痛,

新的四川“钱引”恢复为两年一界,

两界并行,共250万贯,

直至“靖康之难”。

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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