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宋四川货币区(下)

发布日期:2024-10-14 16:02    点击次数:70

一,南宋四川货币区的重建

“靖康之难”,北宋亡国。

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(今商丘)继位,

改元“建炎”,史称“南宋”。

历经十余年鏖战,

南宋与金国稳定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。

四川货币区也经此大难而重建。

1,铸币萎缩:

靖康年间,金人南侵,

各地官员组织勤王大军奔赴开封。

钱监工人大多为刺配军士,属于征调之内。

受此影响,各地钱监的“靖康”钱币铸量极少。

邛州惠民监,

离开封较远而未受波及,

因此正常量产“靖康通宝”小平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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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炎初年,

连绵的战争导致铸钱成本上升。

邛州惠民监,

在铸造少量“建炎通宝”小平铁钱后被迫停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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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州济众监,

先是转为铸造“建炎通宝”铜钱供应西军,

此后亦被迫停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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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州广积监和南平军广惠监,

时断时续铸造少量“钱子”以应付夔州路的开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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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纸币膨胀:

“富平之败”,

陕西熙河沦陷入金,西军撤至秦岭一线。

吴玠吴璘兄弟率军获得“和尚原之战”的胜利,

守住大散关门户,奠定川蜀大局。

为了支撑持续的战事开支,

四川“钱引”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加印。

此时,“金融奇才”赵开登上历史舞台,

他主持改革了四川的财政制度:

调整盐酒专卖制度,提高地方财政收入;改造“钱引”,不靠“兑换”铁钱支撑信用,而是在官方收税和盐酒专卖时,将“钱引”的支付能力和铁钱同等对待,使得“钱引”变成一种民间可以支付给官方的“信用货币”,扩大了“钱引”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领域,成功构建了充足的“货币蓄水池”。

因此,“钱引”的发行量由建炎元年的250万贯超发至绍兴末年的4300-4500万贯(约18倍左右),物价涨幅只有两三倍。

经此变革,

四川货币制度“纸币化”,

纸币“钱引”成为主币,

金属铸币“铁钱”成为辅币。

3,铸币恢复:

绍兴和议后,政局趋于稳定,

官方关注于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。

四川“纸币化”以后,

铁钱存量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。

绍兴十五年(1145),

以原兴州济众监为基础设立利州绍兴监;

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

恢复邛州惠民监。

两监均生产小平和折二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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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铸造的陕西大铁钱和夹锡铁钱,

在战乱中有不少转运至四川,

官方下令作为折二铁钱补充流通。

但是,

陕西大铁钱和夹锡铁钱,

形制与重量(枚重三钱)明显大于四川折二铁钱,

因此各官库并不积极投放流通。

淳熙六年(1179),

官方改陕西大铁钱和夹锡铁钱为折三行用,

同时利州绍兴监和邛州惠民监停铸小平和折二,

于钱背加“月孕双星”代表“三”字改铸折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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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三铁钱稳定铸造了二十余年。

利州绍兴监于绍熙元年起加铸数字代表炉次,

邛州惠民监于庆元二年起亦加铸炉次。

一个炉次为一整年,

绍兴监的炉次类似于欧洲足球联赛,赛季跨年度,

惠民监的炉次类似于中超足球联赛,赛季在一个年度内。

利州绍兴监铸币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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邛州惠民监铸币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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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州广积监和南平军广惠监,

持续铸造少量“钱子”供应夔州路,

至南宋中期先后裁撤。

其中施州广积监,

在绍熙年间试铸了“绍熙元宝”背“施”折三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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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为南宋中兴的重要一极,

成都府路、潼川府路、夔州路三路可视为后勤基地,

供应财赋物资于利州路前线,抵挡金人于秦岭以北,

由此稳住南宋半壁江山。

四川作为独立的货币区,

重建后的货币制度稳定为:

以纸币“钱引”为主币:面额为一贯(千、道)、500文,发行总量在4500万贯左右;

以铸币“铁钱”为辅币:币值有小平、折二、折三;

在利州路前线,还有两种地方性纸币流通。

其一,“关外银会子”,流通于兴州、鱼关及关外五州军,面额为一钱(银)、半钱(银),分别折合“钱引”250文和125文,发行总量在15万贯;

其二,“十一州小会子”或称“兴元会子”,流通于兴元府、金、洋等十一州军,面额为一百文、二百文、三百文,发行总量在40万贯。

二,“吴曦之变”前后的四川货币制度

吴玠吴璘兄弟为守卫四川立下首功,

吴氏子孙因此累授官爵。

开禧二年(1206),

吴璘之孙吴曦就任四川宣抚副使兼知兴州,

受命全权节制西军,相机行事,以备北伐。

吴曦妄起异心,勾结金人,

占据兴州,叛宋自立为“蜀王”。

开禧三年(1207),

兴州武官杨巨源等人推举文臣安丙为首,

设计诛杀吴曦,平定叛乱。

利州绍兴监,

先是受叛乱影响停铸折三铁钱,

在平叛后仿大观折十制式铸

“开禧通宝”背“利”大铜钱以供赏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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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桓松楼主”藏品

四川“钱引”在绍兴末年稳定为两界并行,合计约4500万贯。

绍熙二年(1191),第83界展界行用,“钱引”成为三界并行,合计约7500万贯。

嘉泰四年(1204),四川宣抚使程松加印第91界500万贯以备北伐。

嘉定元年(1208)发行第93界收兑第90界时,

四川“钱引”发行总量约8000万贯,每道只能兑换四百铁钱,贬值严重。

主政四川的大臣们开始筹划“纠偏”,

经过两三年的努力,

加铸铁钱,

出售政府的黄金、白银、盐井、酒坊、以及中央调拨的度牒和官告,

先后收兑了2500万贯,

使得“钱引”信用和四川物价得以维护。

在收兑过程中,

四川制置大使安丙与四川总领财赋陈咸,

因具体措施的争议出现不合,

导致利州路货币制度逐渐“独立化”,

具体反映在四川嘉定铁钱和“嘉定大铜钱”上。

先来看四川嘉定铁钱脉络:

1,嘉定元年(1208)初始,

邛州惠民监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邛西一”折二铁钱、“嘉定元宝”背“月孕双星-西一”折三铁钱,背文“西”指“西川”,“一”指“嘉定元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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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州绍兴监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二”折二铁钱、“嘉定元宝”背“月孕双星”折三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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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嘉定元年(1208)下半年,以折三料例铸折五铁钱用于收兑“钱引”,。

邛州惠民监铸“圣宋重宝”背“川壹五”折五铁钱;

利州绍兴监铸“圣宋重宝”背“利壹五”折五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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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嘉定元年(1208)至三年(1211),

利州绍兴监陆续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利壹伍”、“利贰伍”、“利三伍”折五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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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,嘉定三年(1211)及以后,

利州绍兴监先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利州”记值系列铁钱,有小平、折二、折三、折五,其中折二铁钱未量产,目前仅见铜样;再铸“嘉定之宝”背“利州行使”折三铁钱,背文“利州行使”区别并限制邛州所铸的西川铁钱,标志利州路货币“独立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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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嘉定元宝背利州二-铁钱铜样,拓片引自《戴葆庭中外珍稀泉币拓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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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嘉定二年(1209)至四年(1212),

邛州惠民监陆续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西二伍”、“西三伍”;“嘉定通宝”背“西四伍”记年折五铁钱;并铸“嘉定元宝”、“嘉定通宝”、“嘉定重宝”面文,背“川”、“用”、“通”、“行”、“折”、“直”、“当”等折五铁钱。以上铁钱均为直读,用于收兑“钱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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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,嘉定杂宝,

四川铁钱在嘉定年间出现各式宝文,

古泉届称为“嘉定杂宝”。

这些铁钱,应与收兑“钱引”有关。

每界“钱引”有“财头五行料例”,

由五字组成,

类似现今纸币冠字字号,

例如:

乾道三年(1167)第73界,料例为:“旧法行为便”;

乾道五年(1169)第74界,料例为:“事序货之源”;

乾道七年(1171)第75界,料例为:“善治立经常”;

乾道九年(1173)第76界,料例为:“化国日舒长”;

……

以现存实物及近年发现来验证,

嘉定杂宝中“封”、“隆”、“泉”、“大”四种应为民国老假,

其余按规律可分为三组。

第一组:“至”、“珍”、“之”、“真”、“兴”。

钱文为直读,其中“真宝”为折三,另四种为折五。

从“嘉定至宝”背“惠伍”可知,此组为邛州惠民监所铸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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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组:“正”、“崇”、“永”、“安”、“全”。

钱文为旋读,币值均有折二与折三。

从“嘉定永宝”背“定”可知,此组为新增的邛州嘉定监所铸,

监名来自于“嘉定”年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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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组:“万”、“洪”、“新”、“元”。

钱文为旋读,币值均为折三,推测为邛州嘉定监所铸。

其中“嘉定元宝”为篆书,背文“三三”同时记值和记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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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:

嘉定初年,

四川广铸铁钱收兑超发“钱引”,

为此新增邛州嘉定监。

嘉定杂宝的宝文,

为各界“钱引”之料例冠字,

稽核数量并对应收兑。

嘉定七年(1215),

超发“钱引”收兑基本结束,

邛州嘉定监亦停铸罢废。

再来看“嘉定元宝-折十”大铜钱。

金国中后期货币制度为:

铜钱、纸币“交钞”、白银参用,

以“交钞”为主。

“交钞”严重超发导致贬值,

劣币驱逐良币,大量铜钱被官方和民间库存,

甚至走私进入南宋境内。

据史料记载,

嘉定初利州路民间已经出现铜钱流通,

与铁钱比值为一比三。

金贞祐三年(1215/南宋嘉定七年)为挽救纸币,

金廷下令禁用铜钱,

导致民间更多的铜钱车载南运,

利州路流通的铜钱由此变得充足。

“嘉定元宝-折十”大铜钱在此背景下铸造于利州,

枚重40-42克,合宋制十钱(一两),

系足重大钱,

折合十枚“小平铜钱”,

折合十枚“嘉定之宝-利州行使”折三铁钱。

参考1996年四川广安的安丙墓考古发掘出大量“嘉定元宝-折十”,

推测其应为安丙主政利州路时铸造并推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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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享东先生藏品

三,南宋末年的四川货币区

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,西征花剌子模,回军攻灭西夏,直面金国与南宋。

绍定四年(1231)八月,蒙古军入大散关,破凤州、趋沔州(原兴州)、屠洋州,借道攻金,利州残破,蜀中大震。

端平二年(1235)十二月,蒙古军再入沔州,利州路沦为战区,破坏殆尽。

端平三年(1236)十月,蒙古军破成都,放火屠城后弃之而去。经此一役,四川各州军,除夔州一路及泸、合、果等州外,满目疮痍,人口百不存一,公私三百年积蓄毁誉兵火,史称“端平蜀难”。

嘉熙三年(1239)八月,蒙古军再次入蜀,占据成都,四处抄略,南攻重庆。

淳祐元年(1241),余玠于危难之际就任四川安抚制置使、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,励精图治,构筑以合州钓鱼城和泸州神臂城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,为支撑南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做出杰出贡献,史称“余玠守蜀”。

宝祐六年(1258),蒙古大汗蒙哥亲征四川,围合州钓鱼城。

开庆元年(1259),蒙哥被宋军击毙于钓鱼城下,蒙古西征之势因蒙哥之死而消弱,合州钓鱼城被欧洲人誉为“上帝折鞭处”。

蒙古军在四川陷于苦战,接受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,转向以襄阳为突破口。

咸淳九年(1273)正月,蒙古军破樊城。二月,吕文焕以襄阳降。蒙古军势如破竹,直捣南宋。德祐二年(1276),蒙古军进逼临安,南宋恭帝与全太后率文武百官出降。

祥兴二年(1279)正月,坚守36年的合州钓鱼城陷落。

同年三月,崖山海战,陆秀夫负少帝赵昺跳海殉国,南宋灭亡。

四川在南宋抗击蒙古入侵中战斗到了最后一刻,可歌可泣!

南宋末年的四川货币制度也因长年的战乱而糜烂,梳理如下。

纸币方面:

四川“钱引”发行量在嘉定初收兑2500万贯后,短暂稳定,随后又超发膨胀。

嘉定十五年(1222)本应发行第100界收兑第97界,但民间甚传“川交不过百”谶言,故第100界川引暂停印发,第97界至第99界持续并行十余年,发行总量膨胀至1亿7000万贯。

端平元年(1234)发行第1料四川新“钱引”,

次年“端平蜀难”,四川残破。

淳祐三年(1243)发行第2料与第1料并行。

淳祐九年(1249)定新“川引”十年为一界。

宝祐元年(1253)新“川引”发行总量膨胀至12亿6000万贯,发行第3料以一比五收兑第1料。

宝祐二年(1254)发行以白银为记值单位的纸币“四川银会”,以一当百收兑第1料。

宝祐四年(1255)以东南十八界会子加盖“四川”为“川会”,第二轮“川引”停用并以“川会”收兑,“银会”停印但暂留行用。

诏令四川通行以七十七为一百的“省陌制”,

标志分化于北宋初年的“四川货币区”与“东南货币区”由此合并,

直至南宋覆亡。

铜铁铸币:

宝庆年间,

利州绍兴监铸“大宋元宝-利州行使”折三铁钱、“大宋通宝-当拾”大铜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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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宋通宝-当拾”拓片引自《上海博物馆藏钱币-宋辽金西夏卷》。

邛州恢复嘉定监,与惠民监同铸“宝庆元宝”和“大宋元宝”各式折三铁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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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定年间,

利州绍兴监铸“绍定元宝”背下“五”折五铁钱。邛州两监停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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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刘继忠先生藏品)

端平年间,

利州绍兴监铸“端平元宝”背下“伍”折五铁钱、背“利折十”折十铁钱,

此后利州路沦陷,利州绍兴监停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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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刘继忠先生藏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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邛州两监铸造“端平元宝”和“端平通宝”各式折五铁钱,

后因“端平蜀难”而停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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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熙年间,

邛州复铸“嘉熙通宝”各式折五、折十大铁钱,

后因蒙古军再占成都停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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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祐初年,

“余玠守蜀”。

宋廷计划在四川铸行铜钱,

在东南试铸:

“淳祐通宝”光背小平、折二、折三铜钱,

后未在四川正式铸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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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平、折二为姜一先生藏品;折三为贾晖先生藏品

余玠则主持推行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大铜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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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享东先生藏品

利州路自嘉定初年参用铜钱后,

铜钱的流通影响力沿嘉陵江一线扩散,

再次成为四川民间广泛认可的基准货币,

四川铁钱的铸行也受此影响:

当铜铁钱比值为一比三时,铸折三铁钱以准铜钱;

当铜铁钱比值为一比五时,铸折五铁钱以准铜钱;

当铜铁钱比值为一比十时,铸折十铁钱以准铜钱。

因此初铸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大铜钱,

其币值等同于“嘉定通宝-折十”大铜钱,

为足重大钱,折铜钱十、铁钱百。

同时“川引”以铁钱为记值单位,

故十枚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即可兑换“川引”一贯。

受战事影响,纸币贬值严重,

导致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

经历了由大变小、由铜变铁的过程。

先为大型足重铜钱,

有大字、小字、篆书、横当百,各品种;

中间试铸中型铜质样钱;

此后为小型铜钱,有大字、中字、小字等版式;

最后以小型铜钱版式制式改为铁铸。

推测后期铸造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小型铜铁钱各版式,

与钓鱼城、神臂城等山城有着对应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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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钱为孙炳路先生藏品

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小型铜铁钱,

也成为两宋四川铸币的绝唱与落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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