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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,南宋四川货币区的重建
“靖康之难”,北宋亡国。
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(今商丘)继位,
改元“建炎”,史称“南宋”。
历经十余年鏖战,
南宋与金国稳定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。
四川货币区也经此大难而重建。
1,铸币萎缩:
靖康年间,金人南侵,
各地官员组织勤王大军奔赴开封。
钱监工人大多为刺配军士,属于征调之内。
受此影响,各地钱监的“靖康”钱币铸量极少。
邛州惠民监,
离开封较远而未受波及,
因此正常量产“靖康通宝”小平铁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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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炎初年,
连绵的战争导致铸钱成本上升。
邛州惠民监,
在铸造少量“建炎通宝”小平铁钱后被迫停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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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州济众监,
先是转为铸造“建炎通宝”铜钱供应西军,
此后亦被迫停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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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州广积监和南平军广惠监,
时断时续铸造少量“钱子”以应付夔州路的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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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纸币膨胀:
“富平之败”,
陕西熙河沦陷入金,西军撤至秦岭一线。
吴玠吴璘兄弟率军获得“和尚原之战”的胜利,
守住大散关门户,奠定川蜀大局。
为了支撑持续的战事开支,
四川“钱引”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加印。
此时,“金融奇才”赵开登上历史舞台,
他主持改革了四川的财政制度:
调整盐酒专卖制度,提高地方财政收入;改造“钱引”,不靠“兑换”铁钱支撑信用,而是在官方收税和盐酒专卖时,将“钱引”的支付能力和铁钱同等对待,使得“钱引”变成一种民间可以支付给官方的“信用货币”,扩大了“钱引”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领域,成功构建了充足的“货币蓄水池”。
因此,“钱引”的发行量由建炎元年的250万贯超发至绍兴末年的4300-4500万贯(约18倍左右),物价涨幅只有两三倍。
经此变革,
四川货币制度“纸币化”,
纸币“钱引”成为主币,
金属铸币“铁钱”成为辅币。
3,铸币恢复:
绍兴和议后,政局趋于稳定,
官方关注于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。
四川“纸币化”以后,
铁钱存量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。
绍兴十五年(1145),
以原兴州济众监为基础设立利州绍兴监;
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
恢复邛州惠民监。
两监均生产小平和折二铁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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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铸造的陕西大铁钱和夹锡铁钱,
在战乱中有不少转运至四川,
官方下令作为折二铁钱补充流通。
但是,
陕西大铁钱和夹锡铁钱,
形制与重量(枚重三钱)明显大于四川折二铁钱,
因此各官库并不积极投放流通。
淳熙六年(1179),
官方改陕西大铁钱和夹锡铁钱为折三行用,
同时利州绍兴监和邛州惠民监停铸小平和折二,
于钱背加“月孕双星”代表“三”字改铸折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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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三铁钱稳定铸造了二十余年。
利州绍兴监于绍熙元年起加铸数字代表炉次,
邛州惠民监于庆元二年起亦加铸炉次。
一个炉次为一整年,
绍兴监的炉次类似于欧洲足球联赛,赛季跨年度,
惠民监的炉次类似于中超足球联赛,赛季在一个年度内。
利州绍兴监铸币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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邛州惠民监铸币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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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州广积监和南平军广惠监,
持续铸造少量“钱子”供应夔州路,
至南宋中期先后裁撤。
其中施州广积监,
在绍熙年间试铸了“绍熙元宝”背“施”折三铁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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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为南宋中兴的重要一极,
成都府路、潼川府路、夔州路三路可视为后勤基地,
供应财赋物资于利州路前线,抵挡金人于秦岭以北,
由此稳住南宋半壁江山。
四川作为独立的货币区,
重建后的货币制度稳定为:
以纸币“钱引”为主币:面额为一贯(千、道)、500文,发行总量在4500万贯左右;
以铸币“铁钱”为辅币:币值有小平、折二、折三;
在利州路前线,还有两种地方性纸币流通。
其一,“关外银会子”,流通于兴州、鱼关及关外五州军,面额为一钱(银)、半钱(银),分别折合“钱引”250文和125文,发行总量在15万贯;
其二,“十一州小会子”或称“兴元会子”,流通于兴元府、金、洋等十一州军,面额为一百文、二百文、三百文,发行总量在40万贯。
二,“吴曦之变”前后的四川货币制度
吴玠吴璘兄弟为守卫四川立下首功,
吴氏子孙因此累授官爵。
开禧二年(1206),
吴璘之孙吴曦就任四川宣抚副使兼知兴州,
受命全权节制西军,相机行事,以备北伐。
吴曦妄起异心,勾结金人,
占据兴州,叛宋自立为“蜀王”。
开禧三年(1207),
兴州武官杨巨源等人推举文臣安丙为首,
设计诛杀吴曦,平定叛乱。
利州绍兴监,
先是受叛乱影响停铸折三铁钱,
在平叛后仿大观折十制式铸
“开禧通宝”背“利”大铜钱以供赏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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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桓松楼主”藏品
四川“钱引”在绍兴末年稳定为两界并行,合计约4500万贯。
绍熙二年(1191),第83界展界行用,“钱引”成为三界并行,合计约7500万贯。
嘉泰四年(1204),四川宣抚使程松加印第91界500万贯以备北伐。
嘉定元年(1208)发行第93界收兑第90界时,
四川“钱引”发行总量约8000万贯,每道只能兑换四百铁钱,贬值严重。
主政四川的大臣们开始筹划“纠偏”,
经过两三年的努力,
加铸铁钱,
出售政府的黄金、白银、盐井、酒坊、以及中央调拨的度牒和官告,
先后收兑了2500万贯,
使得“钱引”信用和四川物价得以维护。
在收兑过程中,
四川制置大使安丙与四川总领财赋陈咸,
因具体措施的争议出现不合,
导致利州路货币制度逐渐“独立化”,
具体反映在四川嘉定铁钱和“嘉定大铜钱”上。
先来看四川嘉定铁钱脉络:
1,嘉定元年(1208)初始,
邛州惠民监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邛西一”折二铁钱、“嘉定元宝”背“月孕双星-西一”折三铁钱,背文“西”指“西川”,“一”指“嘉定元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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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州绍兴监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二”折二铁钱、“嘉定元宝”背“月孕双星”折三铁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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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嘉定元年(1208)下半年,以折三料例铸折五铁钱用于收兑“钱引”,。
邛州惠民监铸“圣宋重宝”背“川壹五”折五铁钱;
利州绍兴监铸“圣宋重宝”背“利壹五”折五铁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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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嘉定元年(1208)至三年(1211),
利州绍兴监陆续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利壹伍”、“利贰伍”、“利三伍”折五铁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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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,嘉定三年(1211)及以后,
利州绍兴监先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利州”记值系列铁钱,有小平、折二、折三、折五,其中折二铁钱未量产,目前仅见铜样;再铸“嘉定之宝”背“利州行使”折三铁钱,背文“利州行使”区别并限制邛州所铸的西川铁钱,标志利州路货币“独立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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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嘉定元宝背利州二-铁钱铜样,拓片引自《戴葆庭中外珍稀泉币拓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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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嘉定二年(1209)至四年(1212),
邛州惠民监陆续铸“嘉定元宝”背“西二伍”、“西三伍”;“嘉定通宝”背“西四伍”记年折五铁钱;并铸“嘉定元宝”、“嘉定通宝”、“嘉定重宝”面文,背“川”、“用”、“通”、“行”、“折”、“直”、“当”等折五铁钱。以上铁钱均为直读,用于收兑“钱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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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,嘉定杂宝,
四川铁钱在嘉定年间出现各式宝文,
古泉届称为“嘉定杂宝”。
这些铁钱,应与收兑“钱引”有关。
每界“钱引”有“财头五行料例”,
由五字组成,
类似现今纸币冠字字号,
例如:
乾道三年(1167)第73界,料例为:“旧法行为便”;
乾道五年(1169)第74界,料例为:“事序货之源”;
乾道七年(1171)第75界,料例为:“善治立经常”;
乾道九年(1173)第76界,料例为:“化国日舒长”;
……
以现存实物及近年发现来验证,
嘉定杂宝中“封”、“隆”、“泉”、“大”四种应为民国老假,
其余按规律可分为三组。
第一组:“至”、“珍”、“之”、“真”、“兴”。
钱文为直读,其中“真宝”为折三,另四种为折五。
从“嘉定至宝”背“惠伍”可知,此组为邛州惠民监所铸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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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组:“正”、“崇”、“永”、“安”、“全”。
钱文为旋读,币值均有折二与折三。
从“嘉定永宝”背“定”可知,此组为新增的邛州嘉定监所铸,
监名来自于“嘉定”年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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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组:“万”、“洪”、“新”、“元”。
钱文为旋读,币值均为折三,推测为邛州嘉定监所铸。
其中“嘉定元宝”为篆书,背文“三三”同时记值和记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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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:
嘉定初年,
四川广铸铁钱收兑超发“钱引”,
为此新增邛州嘉定监。
嘉定杂宝的宝文,
为各界“钱引”之料例冠字,
稽核数量并对应收兑。
嘉定七年(1215),
超发“钱引”收兑基本结束,
邛州嘉定监亦停铸罢废。
再来看“嘉定元宝-折十”大铜钱。
金国中后期货币制度为:
铜钱、纸币“交钞”、白银参用,
以“交钞”为主。
“交钞”严重超发导致贬值,
劣币驱逐良币,大量铜钱被官方和民间库存,
甚至走私进入南宋境内。
据史料记载,
嘉定初利州路民间已经出现铜钱流通,
与铁钱比值为一比三。
金贞祐三年(1215/南宋嘉定七年)为挽救纸币,
金廷下令禁用铜钱,
导致民间更多的铜钱车载南运,
利州路流通的铜钱由此变得充足。
“嘉定元宝-折十”大铜钱在此背景下铸造于利州,
枚重40-42克,合宋制十钱(一两),
系足重大钱,
折合十枚“小平铜钱”,
折合十枚“嘉定之宝-利州行使”折三铁钱。
参考1996年四川广安的安丙墓考古发掘出大量“嘉定元宝-折十”,
推测其应为安丙主政利州路时铸造并推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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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享东先生藏品
三,南宋末年的四川货币区
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,西征花剌子模,回军攻灭西夏,直面金国与南宋。
绍定四年(1231)八月,蒙古军入大散关,破凤州、趋沔州(原兴州)、屠洋州,借道攻金,利州残破,蜀中大震。
端平二年(1235)十二月,蒙古军再入沔州,利州路沦为战区,破坏殆尽。
端平三年(1236)十月,蒙古军破成都,放火屠城后弃之而去。经此一役,四川各州军,除夔州一路及泸、合、果等州外,满目疮痍,人口百不存一,公私三百年积蓄毁誉兵火,史称“端平蜀难”。
嘉熙三年(1239)八月,蒙古军再次入蜀,占据成都,四处抄略,南攻重庆。
淳祐元年(1241),余玠于危难之际就任四川安抚制置使、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,励精图治,构筑以合州钓鱼城和泸州神臂城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,为支撑南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做出杰出贡献,史称“余玠守蜀”。
宝祐六年(1258),蒙古大汗蒙哥亲征四川,围合州钓鱼城。
开庆元年(1259),蒙哥被宋军击毙于钓鱼城下,蒙古西征之势因蒙哥之死而消弱,合州钓鱼城被欧洲人誉为“上帝折鞭处”。
蒙古军在四川陷于苦战,接受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,转向以襄阳为突破口。
咸淳九年(1273)正月,蒙古军破樊城。二月,吕文焕以襄阳降。蒙古军势如破竹,直捣南宋。德祐二年(1276),蒙古军进逼临安,南宋恭帝与全太后率文武百官出降。
祥兴二年(1279)正月,坚守36年的合州钓鱼城陷落。
同年三月,崖山海战,陆秀夫负少帝赵昺跳海殉国,南宋灭亡。
四川在南宋抗击蒙古入侵中战斗到了最后一刻,可歌可泣!
南宋末年的四川货币制度也因长年的战乱而糜烂,梳理如下。
纸币方面:
四川“钱引”发行量在嘉定初收兑2500万贯后,短暂稳定,随后又超发膨胀。
嘉定十五年(1222)本应发行第100界收兑第97界,但民间甚传“川交不过百”谶言,故第100界川引暂停印发,第97界至第99界持续并行十余年,发行总量膨胀至1亿7000万贯。
端平元年(1234)发行第1料四川新“钱引”,
次年“端平蜀难”,四川残破。
淳祐三年(1243)发行第2料与第1料并行。
淳祐九年(1249)定新“川引”十年为一界。
宝祐元年(1253)新“川引”发行总量膨胀至12亿6000万贯,发行第3料以一比五收兑第1料。
宝祐二年(1254)发行以白银为记值单位的纸币“四川银会”,以一当百收兑第1料。
宝祐四年(1255)以东南十八界会子加盖“四川”为“川会”,第二轮“川引”停用并以“川会”收兑,“银会”停印但暂留行用。
诏令四川通行以七十七为一百的“省陌制”,
标志分化于北宋初年的“四川货币区”与“东南货币区”由此合并,
直至南宋覆亡。
铜铁铸币:
宝庆年间,
利州绍兴监铸“大宋元宝-利州行使”折三铁钱、“大宋通宝-当拾”大铜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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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宋通宝-当拾”拓片引自《上海博物馆藏钱币-宋辽金西夏卷》。
邛州恢复嘉定监,与惠民监同铸“宝庆元宝”和“大宋元宝”各式折三铁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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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定年间,
利州绍兴监铸“绍定元宝”背下“五”折五铁钱。邛州两监停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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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刘继忠先生藏品)
端平年间,
利州绍兴监铸“端平元宝”背下“伍”折五铁钱、背“利折十”折十铁钱,
此后利州路沦陷,利州绍兴监停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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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刘继忠先生藏品)图片
邛州两监铸造“端平元宝”和“端平通宝”各式折五铁钱,
后因“端平蜀难”而停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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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熙年间,
邛州复铸“嘉熙通宝”各式折五、折十大铁钱,
后因蒙古军再占成都停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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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祐初年,
“余玠守蜀”。
宋廷计划在四川铸行铜钱,
在东南试铸:
“淳祐通宝”光背小平、折二、折三铜钱,
后未在四川正式铸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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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平、折二为姜一先生藏品;折三为贾晖先生藏品
余玠则主持推行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大铜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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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享东先生藏品
利州路自嘉定初年参用铜钱后,
铜钱的流通影响力沿嘉陵江一线扩散,
再次成为四川民间广泛认可的基准货币,
四川铁钱的铸行也受此影响:
当铜铁钱比值为一比三时,铸折三铁钱以准铜钱;
当铜铁钱比值为一比五时,铸折五铁钱以准铜钱;
当铜铁钱比值为一比十时,铸折十铁钱以准铜钱。
因此初铸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大铜钱,
其币值等同于“嘉定通宝-折十”大铜钱,
为足重大钱,折铜钱十、铁钱百。
同时“川引”以铁钱为记值单位,
故十枚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即可兑换“川引”一贯。
受战事影响,纸币贬值严重,
导致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
经历了由大变小、由铜变铁的过程。
先为大型足重铜钱,
有大字、小字、篆书、横当百,各品种;
中间试铸中型铜质样钱;
此后为小型铜钱,有大字、中字、小字等版式;
最后以小型铜钱版式制式改为铁铸。
推测后期铸造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小型铜铁钱各版式,
与钓鱼城、神臂城等山城有着对应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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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钱为孙炳路先生藏品
“淳祐通宝-当百”小型铜铁钱,
也成为两宋四川铸币的绝唱与落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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